2025年2月，一则民生新闻引发热议。新闻称，杭州市古荡街道的金秋养老家园引入机器狗辅助老人日常生活。这只体重仅14公斤的机器狗，可以陪老人散步，帮助递送物品，并且和老人进行语音互动。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智能技术新闻总会收获正、反两方面的评价，唯有养老智能化的相关报道，常能赢得一片支持。个中原因并不复杂胜亿优配，养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：截至2024年末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人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.6%。按照国际标准，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。
老去，作为必然的自然规律，人们通常不难接受。公众在意的是自己能为注定的老去做些什么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，有无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养老制度与方式？
理性和秩序可以减少因未知带来的恐惧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发展速度不均衡，导致养老问题分层多，纷繁复杂，聚焦困难。不妨先“以邻为镜”，看看他国的此刻，会否为我们的未来提供经验或教训。
韩国：逆潮流的提前退休
韩国社会的“压缩现代性”（学者张庆燮提出的概念，即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和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特殊现象）可以说是很多亚洲国家的共有特征。“压缩现代性”之下的老龄化问题对其他国家自然具有参考价值。尽管韩国人口比日本和中国都少得多，但它是东亚地区老龄化程度排第二位的国家，当前的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本。
在韩国，老年人自杀的情况比较严重。过早退休，又没有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，被认为是影响韩国老年人自杀率的主要因素。故而《老龄化的老虎——韩国的退休困境》一书探讨的退休议题就被提到前台，显得格外重要。
《老龄化的老虎：韩国的退休困境》，[加]托马斯·R.克拉森著，[韩]梁允祯编，刘雪莲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
多数西方国家致力于延迟退休，然而韩国的决策者、雇主和劳动者却面临着非常矛盾的状况：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很长，却需要提前退休。因为韩国人普遍认为，延迟退休年龄将会导致年轻人失业。
有人或许有疑问，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其他国家相比，并没有显著提前，何谈“提前退休”呢？原因在于韩国实行合同退休制度：几乎所有雇佣合同和工会合同中都会约定退休年龄，退休年龄因职业不同而不同，有些领域的劳动者甚至50岁就会因为合同强制退休。
这种合同强制退休与终身雇佣制度大有关系，终身雇佣制培养了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，员工的工资也随着工作时间逐年上涨。雇主不可能一直给员工涨薪，到某个阶段就会停止，这个限制就是合同所约定的年龄，一旦时间到了，雇主可以随时解雇员工。
强制退休或许帮助韩国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，但它给个人带来的弊端一目了然。假设一个人在55岁时被强制退休，此时还没有达到韩国法定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纪，那么他就会出现收入空白期，不得不去重新就业。然而55岁的人重新就业谈何容易？在韩国电影《寄生虫》里，主人公的父亲看起来年龄不算特别高，却和儿子、女儿一样，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。如果不了解韩国制度，可能会认为这是他个人游手好闲所致。可是，即便这位父亲年轻时入职过大企业，如果50岁左右强制退休，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也就是做零工。韩国的养老金制度对提早退休者的支持非常有限，如果他们没能找到像样的工作或创业，很可能陷入老年贫困，或者老无所依。
日本：成熟的经验与新兴的问题
作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、目前已呈现出超老龄化特征的国家，日本在养老制度构建方面可谓经验丰富胜亿优配，养老观念、养老服务和法律保障也相当完善，更是发展“银发经济”的先行者。
《高龄海啸：日本养老观察》是一本非常独特的科普读物。作者川口彰俊在日本担任养老院院长十年，其所在县在2022年高龄化率高达31.3%，亲身经历和感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《高龄海啸：日本养老观察》，[日]川口彰俊，凌云著，中国工人出版社2025年出版
早在1963年，日本就施行了《老人福祉法》，有了法律保障，养老院发展迅速，并且实现了分层：有“养护养老院”“特别养护养老院”和“低收费养老院”三种。养护养老院的服务对象是贫穷、生活上有困难但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，不带介护服务（介护指护理老人或残疾人）；特别养护养老院的服务对象是需要介护的老人；低收费养老院则是以低价提供住所和伙食等服务的机构。前两者不是想住就住的自由合同制机构，需要行政机关决定入住资格。
到了90年代，政府逐步完善了访问介护、短期入住和日托服务等居家养老制度，将养老服务进行了更细的划分。2000年《介护保险法》正式施行，引进合同制的介护保险制度，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从依赖国家税收的“公助”模式，转变为通过向40岁及以上人群征收保险费实现的“共助”模式。介护保险的资金主要来自保险金和税金，两者各负担50%，40岁以上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介护保险。
也就是说，日本在法律逐步完善，养老设施逐步齐备之后，秉持的是养老“自立”理念。这里的“自立”并不是指费用“自理”，而是指允许高龄者自行选择多样化的养老机构，也可以居家养老。无法自理的高龄者，可以申请政府进行“介护度认定”，即多大程度需要照护，介护的报酬由利用者和政府共同承担，分别为利用者10%～30%，政府70%～90%，日常生活费则100%由利用者负担。不过即使是如此成熟、完备、多元的制度，还是面临挑战，且有些问题短期无法解决，最典型的便是护工短缺。
2023年，日本的护工缺口已经达到22万人，到2040年，缺口会增加至69万人。介护行业工作艰辛且工资偏低，护工被视为最底层的工作，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从事，职业持续性差。日本频发护工虐待老人的案件，同时也有大量护工被服务对象骚扰、施加暴力。
养老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问题之外的议题，它与生育率、家庭观念、就业观念息息相关。比如，现下日本社会就出现了“8050问题”，即80多岁的高龄父母与50多岁无业、蛰居的子女共同居住，共陷贫困。
《8050问题：如何拯救极限家庭》一书对这一问题有详尽的讨论。在日本，存在着大量蛰居人群。蛰居指的是不参加社会活动、以家庭为中心生活的状态，同时原则上持续6个月基本不外出。蛰居的契机很多，比如被校园欺凌、拒绝上学、考试失利、求职失败、公司裁员等等。国人对蛰居者的刻板印象往往是“年轻”“未婚”“精神病患”等等，在日本则不然，存在不少高龄、有婚史、精神状态并无严重问题的蛰居者。这就导致，如果是80多岁的父母和50多岁的蛰居者子女共住，父母往往无法享受公共介护保险服务，更谈不上养老，反而要继续抚育大龄子女。
《8050问题：如何拯救极限家庭》，[日]川北稔著，马静译，广西师范大学2025年出版
这样的家庭久而久之将面临社会性孤立的风险，甚至发生惨案。2019年，川崎市一名50多岁的男子无差别砍杀小学生。四天后，东京都一名70多岁的父亲杀死了40多岁的儿子，杀人动机是害怕儿子像川崎案件的凶犯一样杀害无辜。
“7040”一代和“8050”一代中的“父母”，度过了经济增长的昭和时代，而生活在平成时代的“子女”面临的问题则要远多于他们。多重因素叠加，导致父母和子女进入到“超长养育”共同依存的关系中，这种畸形的家庭共生关系，很难说日本独有。
英国：一个不太“正确”的养老故事
抽象的制度和法规让人缺少实感，没有什么比一本看护手记更能直观快捷地让人感受到养老之困。《不情愿的照护》一书，以日记形式记录了40多岁离婚失业的作者，被迫返乡照顾80多岁患病父母的真实经历。由于记录过于翔实、自我剖析过于直接，作者甚至不愿署名。
《不情愿的照护》，不情愿的照护者著，万洁译，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出版
中国俗谚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用在英国人身上也不违和，甚至更为激进，作者刚开始进行照护就已经展现出细小的不耐。比如抱怨父亲洗澡的时间很长，二老晚上睡觉时经常哭号、咳嗽、呻吟打扰睡眠。“在家里，如果说睡眠最珍贵，那么排名第二的硬通货就是安静了。”有护理老人经验的读者一定能在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疲惫的心和琐屑的家务细节，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越看这本日记越会有一种感觉——这简直和照顾孩子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身份互换，改由作者照顾孩子一样的父母。作者早就料到读者会有此联想，非常大方地表现了自己的阴暗想法：当你照顾小孩时，不会希望他们突然死掉。
这种想法当然不够“正确”，却无意中说出了核心问题：看护老人最为痛苦之处在于看护者知道老人正逐步走向死亡，所以自己不会得到正向反馈。照顾老人更像是完成过去欠下的债务，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投入。“我只知道两件事，我拥有过比现在更快乐的时光，以及父母已经无望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状态了。”
抛开作者个人细腻而又有些抑郁的心理感受，书中提及的养老社会性支持问题无疑具有公共性。哥哥姐姐有自己的生活，给予他的支持非常少，作者收获的外部帮助亦有限。片区护士、理疗医生，以及心理咨询师各司其职，这些社会支撑看似已经足够完备，然而现实却是，这些远远不够。
能够给予最直接帮助的就是护工，但资源极度短缺，“需要服务的人太多了，能提供服务的人却严重不足。但凡像样的机构都在满负荷运转。”护工的素质也参差不齐，有自身年老多病者，也有不履行责任的人。即使幸运地遇到一位出色的、老人也不排斥的护工，也不意味着高枕无忧，还要当心她所在的公司是否运营良好，合作是否能长久维持。
当然，英国也不缺世界共有的文化难题：老人不愿意离开家进入养老院。作者的父亲甚至试图服用过量药物自杀，就怕自己被送入养老院，“想象中的事物（养老院）比未知的（死亡）更可怕。”既然如此，作者就还要继续承担养老责任：“在给爸妈养老这件事上，没有英雄，有的只是不那么坏的反派。但我们身边处处是英雄主义的细节。”
本书最妙的地方就在于戛然而止，没有任何具体的结局和收尾。因为生活不是小说，不需要一段“交代”。正如谈论养老的文章也会永远更新，没有结尾。世界变化太快，连缀的近忧让人无法远虑。
近年来，中国的“70后”“80后”逐渐对“老龄化”社会有了实感。国内涌现出不少谈养老问题的出版物，有关注失能老人的《失能老人照料贫困：现状、致因与对策》、聚焦银发经济的《老龄经济：长寿时代的新经济与产业发展模式》以及研究养老社会支持的《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研究》等。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也在进入养老机构后，出版《养老人生》一书，谈对于生死的思考和感悟。
这些聚焦制度、经济、法律的著作固然为解决具体问题带来了助益，我们也不缺乏敬老爱老的精神倡导以及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”的传统道德，然而，养老从来不是单一问题，它更像是一棵巨大的榕树，远看茂盛、稳重，走近了瞧胜亿优配，上面纠缠着人口、医疗、家庭模式、城乡发展、转移支付、历史旧账等诸多寄生枝蔓，一时之间砍不掉也砍不完。如果你正为此焦虑，不妨停下砍伐的斧头，读一读西塞罗的《论老年》吧：“我追随‘自然’这个最好的向导，对她敬若神明，遵从她的命令。既然她已经把人生戏剧的其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，在写最后一幕时她是绝不会像某些懒懒散散的诗人那样随随便便、漫不经心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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